社會結構變遷與近代文化轉型

前言

　　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擁有四五千年連續(xù)不斷的文明發(fā)展史的國家，其文化積累之豐富，傳統(tǒng)價值觀念之持久穩(wěn)定，都是世界文明史上少見的。在中國漫長的文明發(fā)展史中，發(fā)生了兩次重大的轉變。一次是從列國并立的先秦時代，轉變到秦漢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時代；另一次是從晚清開始的，從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時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現(xiàn)代社會轉變。這種重大的轉變，既是社會形態(tài)的轉變，也是文化形態(tài)的轉變。本書是研究近代文化轉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來中國文化從中古的、與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相適應的文化，轉變到與近現(xiàn)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適應的現(xiàn)代文化。這個過程至今仍在繼續(xù)。這一個轉變過程與先秦到秦漢的轉變過程有一個重大的區(qū)別。那就是，從先秦到秦漢的歷史轉變，完全是由于中國社會內部的種種變化積聚起來產生動力所驅動的；而晚清開始的這次轉變，是在有巨大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發(fā)生的。從文化轉型的角度去看，前一次轉變，是中國文化內部的價值轉換；而后一次轉變，看起來好像是由某種外來的價值觀念取代中國固有的價值觀念，由某種外來的文化取代中國固有的文化。（當然，只是外表上看來像是如此；實質上，只不過因為西方文化之進步比較快了一些，顯得先進一些。因而，中國文化向近代轉進之時，可以在許多方面借鑒西方文化。）所以，許許多多的人，對這種轉變都感到不適應。偏于保守的人，有的認為，這種轉變是“用夷變夏”，犯了祖宗之大忌。有的認為，這種轉變遠不如像從前那樣在舊傳統(tǒng)中生活得自在。一般人，也多因為不適應這種帶有外來色彩的變化而陷入深沉的、持久的困惑。這困惑，首先，是關于文化之“中”與“西”的對立和難于化解；其次，是由此而強化了的文化之“古”與“今”的困惑，以及關于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關系的困惑，等等。諸如此類的困惑問題，人們爭論了一百多年，只有很少數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都有相當了解的人，才能以比較健全的心態(tài)對待之，才能超脫這些困惑。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討論熱中，大體上仍是圍繞著上述這類問題展開的。也就是說，中國人仍然未能完全擺脫上述的種種困惑。人們對西化問題的過分敏感，以及所謂“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要用中國文明去拯救世界文明”等說法，就是明證。

內容概要

我們研究的對象是非常復雜而龐大的跨學科的課題，其中涉及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例如哲學、史學、文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傳播學等等。    在中國漫長的文明發(fā)展史中，發(fā)生了兩次重大的轉變。一次是從列國并立的先秦時代，轉變到秦漢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時代；另一次是從晚清開始的，從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時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現(xiàn)代社會轉變。 本書是研究近代文化轉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來中國文化從中古的、與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相適應的文化，轉變到與近現(xiàn)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適應的現(xiàn)代文化。本書主要探討了社會結構與近代文化轉型的原因、過程、結果和關系。

作者簡介

鄭大華，男，湖南永順縣人，1990年北京師范大學畢業(yè)，獲歷史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國內外第一本以梁漱溟和胡適為中心、系統(tǒng)比較文化保守主義和西化思潮的著作《梁漱溟與胡適：文化保守主義與西化思潮的比較》（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一本系統(tǒng)研究中國現(xiàn)代著名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張君勱的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張君勱傳》（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一本研究嘉道經世思想家包世臣的著作《包世臣》（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一本系統(tǒng)研究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的著作《民國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晚清思想史》（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民國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民國思想家論》（中華書局2006年版）等著作。到目前為止，共出版中國近代思想史專著11部、合著3部、譯著4部，點校整理資料8種12冊，發(fā)表學術論文150余篇。目前任湖南省人民政府“芙蓉學者計劃”首批特聘教授，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書籍目錄

導論  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術史回顧  二、本書對一些理論問題的認識  三、本書研究的主要問題及其結構第一章  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的歷史起點  一、清中葉以來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演變的新態(tài)勢  二、嘉道之際經學的新變化與經世思潮的復興  三、鴉片戰(zhàn)爭與經世思潮的新發(fā)展  四、經世思潮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第二章  社會的初步變遷與文化的初步轉型  一、鴉片戰(zhàn)爭后經濟和階級結構的變化與新文化因素的出現(xiàn)  二、洋務運動對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推動作用  三、口岸城市的初步轉型對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影響  四、思想觀念和社會風氣的初步變化第三章  社會的進一步變遷與文化的進一步轉型（上）  一、維新運動引起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  二、清末新政對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進一步推動  三、城市近代化于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重要意義  四、近代新文化結構的初步形成第四章  社會的進一步變遷與文化的進一步轉型（下）  一、20世紀初階級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新變化  二、政治改革和革命對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影響  三、民國初年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新陳代謝  四、清末民初農村的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第五章  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的新趨向  一、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與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影響  三、近代新文化體系的基本形成參考文獻人名索引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如果說，過去百余年來，由于國家積貧積弱，受欺受辱，因而難以在激烈的內外矛盾沖突中，建立起理性的健全的文化心態(tài)；那么，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畢竟比過去富裕和強大了，在世界上爭得了自己的地位，發(fā)揮著誰都無法忽視的影來。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統(tǒng)治階級生活的奢侈和吏治的腐敗。以皇室慶典的耗費為例。據統(tǒng)計，僅乾隆為他母親做60、70、80大壽，耗費的白銀達數百萬兩。而乾隆自己生日慶典的耗費更是驚人。他80壽辰慶典中僅景點一項，就花費白銀114萬多兩。乾隆還兩次舉行千叟宴，每次耗費白銀都在100萬兩以上。除皇室成員外，王公貴族、文武百官的生活也非常奢靡。乾隆帝的內侄?？蛋玻霸谄浼疑萏惓?，輿夫皆著毳（豆）之衣，姬妾習花，日費數萬錢”。?？蛋驳牡艿芨ｉL安，僅一座花園就有房675間，游廊樓亭282問，后來他犯罪被抄家，在熱河的一處寓所就搜出貴重的珠寶玩器6450件。一般官僚、地主和商人也是奢靡成風。他們穿錦繡，食閣宴，飲佐酒，過著花天酒地的奢華生活，“京外各官尋常宴會，動至一席費五六金，外官款宴上司，竟有一日而費百金者，此類糜耗不一而足”。　　統(tǒng)治階級生活的奢侈，必然導致吏治的腐敗，而乾隆晚年又耽于游樂，疏于朝政，聽任軍機大臣和珅專權聚斂，貪賂公行，這更使吏治的敗壞越來越嚴重起來，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朝中自親王以下，多向和坤賄賂求庇護。地方官員自督撫以下，也沒有幾人不向和珅賄賂求官的。由于大肆納賄，和珅任軍機大臣二十年，聚積的不義之財數量驚人。嘉慶四年（1799年）和坤獲罪被查抄，其查抄的家產編號登錄，共編一百零九號。僅對其中的二十六號的估價，即值銀二億二千萬兩，當時國庫每年收入不過七千萬兩。所以民間流傳有“和坤跌倒，嘉慶吃飽”的諺語。督撫提鎮(zhèn)等地方官吏既以行賄得官，到任后也上行下效，向下級官員大肆索賄以求補償。而下級官員也以送禮為名，向上司行賄，以便得到關照或升遷，已成為公開的通例。據史料記載，當時督撫提鎮(zhèn)以至道府官員出巡，下級要饋送“站規(guī)”、“門包”。平時有節(jié)禮、生日禮。每年還有所謂“幫費”。州縣官為向上司行賄只得加倍或數倍向老百姓征收錢糧漕米，征刮所得，以一半送上司，一半歸自己，開始他們還有所畏忌，久而久之，則成了慣例。嘉道年間，嘉慶和道光皇帝都曾試圖對乾隆后期以來腐敗不堪的吏治進行一些整頓，但無奈已積重難返。進入近代以后，吏治的腐敗程度與嘉道時期相比，又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造成近代以來社會矛盾始終尖銳激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吏治越來越敗壞的同時，軍隊的腐化也日益嚴重起來。滿洲貴族主要依靠八旗兵奪得全國政權。奪得政權后，八旗兵大多常駐京師，由政府按月發(fā)給優(yōu)厚的餉銀和糧米，同時還占有大量民地，收取地租，過著不戰(zhàn)不耕的安逸生活。他們平時很少訓練，整天只知道在京城四處游蕩，久而久之，八旗兵逐漸成了浮蕩子弟，驍勇善戰(zhàn)的滿洲傳統(tǒng)早已丟失。到了乾隆時期，八旗兵已基本喪失戰(zhàn)斗能力，乾隆連年用兵，主要用的是由漢人組成的綠營兵。綠營兵建立于清初，目的是為了鎮(zhèn)壓漢族人民的反抗。但隨著八旗兵戰(zhàn)斗能力的喪失，綠營兵逐漸取代八旗兵成了清軍的主力。然而進入乾隆末年后，綠營兵也開始走上了腐化道路，其戰(zhàn)斗能力日益削弱。嘉慶年間，為鎮(zhèn)壓白蓮教農民起義軍，嘉慶皇帝不得不下令漢人地主實行團練，武裝自衛(wèi)。后來咸豐皇帝為了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便向嘉慶皇帝學習，要求地主組織團練武裝，于是有曾國藩湘軍的產生。湘軍產生后曾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fā)展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　《侨说刂g矛盾尖銳而且后果嚴重。土地兼并加劇，人口增長而耕地不足，是這一時期的又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有一個規(guī)律，即每當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初，土地集中現(xiàn)象不那么嚴重，而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土地兼并則日益加劇，當土地兼并達到一定程度，必然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舊王朝被推翻，土地兼并的趨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這一規(guī)律也適合于清王朝。清初，由于明末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以及清朝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采取了一些諸如招民墾荒和建立更名田的土地政策，使明中葉以來土地兼并日益加劇的趨勢有所緩和，許多無地的農民得到了一小塊土地，成為自耕農或半自耕農。然而經過上百年的發(fā)展，到了乾隆的中后期，特別是進入嘉道年間，土地兼并日益嚴重起來。與土地兼并而行的，是人口的急劇增長。明末清初，連年的戰(zhàn)亂和災荒，造成人口銳減，據估計，1650年前后，其人口僅為明代峰值的50％-60％，也即在8000萬-1億左右。此后，由于社會安定，經濟發(fā)展，人口得到迅速恢復和增長。到1740年前后，也即乾隆初年，人口增加了一倍多，達到2億左右。到了1841年，也即道光十一年，人口又翻了一倍多，達到4.13億。這是官方統(tǒng)計數，實際人口數可能比這還要多些。①　　人口的急劇增長，必然導致人均占有耕地量的減少。清政府雖然也采取了一些鼓勵墾荒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耕地面積的增長遠遠落后于人口的增長。據官方的統(tǒng)計，從順治十八年（166）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105年問，耕地面由550萬頃擴大到780萬頃，增長了40％，而同時期的人口則增長了一倍多，從1億左右增長到2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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